江心屿与“忠”

2010-01-22 11:33

  乘船过瓯江,即至江心屿。江心屿属中国“四大名屿”之一,存在于江心已万千年,存在于信史已千百年。信史中说,它的东塔与西塔,已历沧海桑田;它的深井与古树,都与两宋时代相关;它的“朝朝朝落”与“长长长消”名联辞意,倾倒过一代代才子佳人。

  此前一天,我们去景山公园看山,也去洞头群岛看海。景山有新建的寺庙,有老迈的道观,更有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混和而成的西式门柱或回廊。洞头有岛百余座,其中八座由七座桥连接。海中长桥将洞口一分为二,也将浅海一分为二。在众多的岛屿中间,海浪并不十分汹涌,海浪的霸气也仅是在无拘无束之后,不能不猛然收缩、空自急喘的霸气。

  回头到江心屿,将其置放于先前的背景,它就只是天地之间、长河之内的一座孤岛,一座小屿,一座有过人迹、且为人所强行装点了的区区土堆。并且,因为浊浪翻滚,泥沙俱下,瓯江已与近代、古代的清流碧波无关;码头屏幕上“欢迎某某莅临”的鲜红文字,显然是想借重某个外来尤物的小小砝码以倍增自我的份量;两个僧人抱了招牌飞奔而去,飞奔而来,和面有得色、吆喝正紧的小贩并无二致;“毛主席万岁”的石头虽然周身斑驳,早不堪承载、呻吟之苦,却仍被许多有形无形的手段,维持住一副僵硬的模样;江心寺与“烈士馆”并呈,寺门有起伏不定的诵经的声音,寺门却坚持兜售两元一张的门票——我对自己说,此地不来也罢。它本就卑微、渺小,又被千百万人心异化得只剩了一副躯壳,它与我追求高远、圣洁、旷古的心境,能有什么呼应?

  但我看见文天祥祠了。祠堂仅一副门楣,一座屏风,一尊塑像,若干字幅与石碑。江心屿占地千亩,地上有两座小山,山头各有二三十米高的佛塔,山脚又有一片接一片休闲、娱乐的场所,因此这祠堂更加微不足道。而且,今人歌功先生的文字谬以千里,几乎不曾触及千古忠魂的一点皮毛。但我依旧走进去和先生对视,和他承传千载的诗句对视。对视的结果,我看见了两个人和一个王朝,他们的寓意其实只是一个“忠”字。

  一人当然是文天祥。他的夺目光辉在于两个方面:真正之书生、之丞相、之志士,必具文能安邦、武能定国的才华与胆魄;忠于社稷、民族与百姓的赤心,绝不至于因为叛将、降臣、名利、生死乃至君命,改变一丝一毫色泽。另一人是岳飞。他同样以生命的代价,诠释了“忠”的又一层内涵:忠于君主、忠于皇命、忠于天理的赤心,绝不至于因为家国、将士、异族、奸贼、圈套等等,打上一丝一毫折扣。天下“忠”之极者,唯此二者可以并论。虽然,后来之浅人,屡屡对此“忠”抱持异议,以为忠君之愚,不只断了性命,也误了收复河山的大计;以为断然降元,既不失体面,更能以汉族强势的文化,最快将野蛮之族同化;以为唯君命是听与唯社稷是听,完全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做法,决不能一以贯之。然而,它们都不过是迂腐之论、小人之论、丑角之论而已。

  天地人三才之间,天及天命是主宰,地及地利是承载,人及人事是表现。地之所以有变,必因天意在先,而后地动人为。人的一举一动,莫不受其思想支配;人的一丝一念,莫不受皇天后土支配。人都想自己说了算,人却从不曾当家作主。小而言之,岳飞之“忠”与文天祥之“忠”,均在一个“精”字。精者,纯粹之至,质朴之至,直切之至,绝不容许包含任何杂质。无论“忠”之对象是君,是国,也无论这“君”圣明与否、这“国”尚可保全与否,他们一旦选定,必定义无反顾,必定生死相与,必定不偏不倚。所以,岳飞宁肯舍弃“直捣黄龙府”的壮志,也要快马加鞭回京;文天祥宁肯违逆君主的意旨,也誓不降元。大而言之,“君”即天子,君意即与天意相关,君命即与天命相关,天意、天命不欲灭金,南宋就只能偏安一隅,就只能求和苟安,就只能不思进取,尽管它有能征善战的众多将帅,尽管它孕育出了像岳飞这般文武双全、德慧双丰的千古完人,也无法撼动上天注定的大局;当上天注定灭宋、兴元之时,却必为后人树立忠于家国的典范,因为人所生于斯、长于斯的土地,决不可以为人所轻视、所轻掷、所轻侮,因此大宋末主劝降的意旨,仅仅只是考验文天祥的一个插曲,本无神圣不可违抗的任何威仪,这时最大的威仪只是臣服于土地、感恩于土地、以身家性命去还报于土地。

  换一个角度说,忠于谁都不重要,于上忠于天理,于下忠于道义,于己忠于良知,才是核心之中的核心。那么“忠”的根本,即在一心之间,同时融合了天理、道义与良知。有本于此,忠于何人、何事与何物,也就一目了然,也就足以在任何时代、任何时刻与任何环境,成就天地间大写的“人”字。“忠”之一层层升华,即是诚,即是大善,即是柔韧如水,而后即是真理大道、涅槃新生的彼岸。所以,岳飞虽含冤而去,却在临终时手写“天日昭昭”,自知天理在心、道义在心,无所憾惜;文天祥引颈受戮,却存“留取丹心照汗青”的预言,因为他完全明白,本乎道义与良知的选择,后世之人唯有珍视,才能获得安身立命的基础。所以,当真理确凿为你所认知,你必嶓然清醒:世相虽然杂乱,利害虽然众多,道义却往往唯一,天理则绝对唯一,良知的标准也决不会发生丁点变异。相反,当我们不以是非而以利弊来判断得失,不从良知而从欲望来取舍外物,只重器官而不重心灵需求的时候,我们早就无所谓忠,无所谓义,无所谓天时、地利与人和。即使偶有所谓成功、得意、忘形的收效,那也只是大祸临头的前兆。而且这大祸,并不仅仅与生老病死相关,更与永恒的存灭、起浮及甘苦相关。

  于是我知道一个朝代之所以存在数百年的理由,即是为了演绎两个人的故事;而这故事的主线,必定只是一个“忠”字。江心屿存在千万年的理由,即是与文天祥牵连,继而承传“忠”的表现与内涵。因此我乐于相信,倘若凌空俯察,此屿的内湖、外江、双峰与双塔等等,必是一个“忠”字的天然造型;此屿的一草、一木、一石,也该是“忠”的具体而微的表征。因此我也乐于设想,如果某一天,此屿立起一个书院,书院又以“忠”为教化世道人心的根本,那么江水之浊,必定转瞬即逝;不知所终的东塔之顶,也会突然飞来。